余秋雨散文《江南小镇》原文
【导读】《江南小镇》为我国著名作家余秋雨所写的一部散文，作者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都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见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的高xdx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橕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联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纔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去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唉，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也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懊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它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返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纔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区。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瞋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碰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人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在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橕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橕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桩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径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即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阵，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游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么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象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么些小坝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阵的，不管怎么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既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左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毫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厉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纔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伫留地，这儿是会容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衍生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坎”。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指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了卫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咧咧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斗，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朝廷的*人格处处抵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他不懂，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象样地修筑城墙，在筹募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坝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觉到，只懂得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旨为流放云南。
拓展阅读
1、余秋雨《垂钓》原文赏析
余秋雨的《垂钓》是一篇哲理散文，文章篇幅虽然短小，但喻义深广。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垂钓》原文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魅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雾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虫。其实岂止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叫，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钩，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他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蹋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个都在嘲讽对方，两个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在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么?”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的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有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1)叙事真实、说理真情到位
《垂钓》一文从表面上看似在叙事，实质上却在说理。从写法上看先引出那一胖一瘦两位垂钓者，接着不是花浓墨写这两位老人垂钓 ，而是刻画两人的心理活动，一正一反，一喜静，一好动，形成鲜明对比。而恰恰是通过这一富有哲理性的对比，作者将笔锋一转，转到了人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的共性上，相互映衬，相互协调。这样就使文章的主旨得到升华，使文章的深度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于是作者便抓住这一点，写了妻子的见解，自己的见解。但终归有一点，都是在验证自己的看法：“最大的对手才是最好的朋友。”然而这恰是生活中一个批评普遍的事实。作者由“钓鱼者”来揭示这一点，既富有情趣又有一定深度。从这一点上看，这是一篇叙事真实、说理真情到位的优美散文。
(2)对比中出形象
作者通过一胖一瘦两位老人的不同追求，表述自己的观点。首先，胖老人和瘦老人的出现是在对比中进行的而这种对比却使人物性格逐渐丰满。两位老人都未曾说过一句话，只通过动作、眼神，却使读者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追求的人。两位老人，一胖一瘦，就已经是很鲜明的对比的开始。同时也让读者联想到他们生活的不同。胖老人应该属于物质生活较好的人，而瘦老人大概清贫一些。两人并排坐在同一地方，对比更加鲜明突出。这也是作者的聪明之处。着钓鱼情节的展开，一个用六只小钩不断的钓小鱼，一个用一只大钩，却钓不到一条大鱼。可两人同样固执，谁也不服谁。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人物形象也就完整鲜明的表现出来。虽然对两人的外貌、动作描写不多，语言描写也没有，按常规是犯了此类文章的大忌。可因为有两种形象的对比，读者却从中获得对人物的深刻认识。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
《白莲洞》一文围绕着一个看起来和普通溶洞没有多少区别的“洞”，勾画出一幅人类的发展史，它就像一面镜子，从原始人的茹毛饮不挠的抗争到人类的最终归宿，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如同驾着一艘神奇的飞船，先沿着时间隧道飞行去考察过去，接着又升高盘旋，思考人类当今面临的困惑以及未来世界。
2、余秋雨散文《寺庙》
余秋雨先生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创作，皈依的是欧洲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征主义”美学。以下是小编收集的余秋雨散文《寺庙》相关内容，欢迎查看！
也许寺庙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与寺庙关系密切。儿时在乡间与寺庙的因缘已在文章中写过，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脚下，上大学靠近静安寺，后来又长期依傍着龙华寺，至于四处旅行，更无法割舍各个寺庙。永远是香火鼎盛，经诵悠扬，一脚踏入便是庄严佛门，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当今的多数朝佛者了，他们来到寺庙，大多是来祈求。祈求世间和平、众生安康吗?不，他们的目的非常具体，只求自己和亲属招财、晋升、出国、祛病、免灾。他们与其他朝佛者争抢着香台和蒲团，试图把有限的福分从别人手里争抢过来。他们抬头仰视佛像，一个劲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记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一位到处**的长辈亲戚：“您确实相信菩萨能洞察一切?”
他说：“当然。”
我说：“那菩萨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气?”
他惊慌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又问：“菩萨应该是公正的吧?”
他说：“唔。”
我说：“如果菩萨对寺庙外面天天忙于劳作的众生不理不睬，只照顾几个有空来拜了几拜的人，那怎么说得上公正?”
玩笑归玩笑，但人们对佛教和其它*的误会确实太大了，大到真会让这些*的创始人惊诧莫名。中国本来就缺少*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又都裹卷到了**的漩涡里。前两年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人在传扬一种新的*派别，几位同事刚一参加就宣称，他们正在修炼金刚不坏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们一群。当时我就想，他们这个*派别虽然也不做什么坏事，但教徒们内心企盼的却是世界末日，这在总体上是个恶念。这样的恶念硬要与信仰联在一起，真是罪过。
多年来每次参与人山人海的佛教盛会，心里总产生深深的忧虑。这么多长途而来的朝拜者，带着现实生活中的苦厄困顿来到这里，很想获得一种精神救助，结果他们带走的并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对之大多不屑一顾，而文化本身又张罗不起这样盛大的仪式，这两厢失落实在让人感叹。
真不妨暂时搁置一下玄奥的理义，只让人们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为原则是护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我，即所谓“我执”。如果一切以我为中心，必然漠视众生，斤斤计较，仇仇相报，这便是种种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张从“我执”中解脱出来，走向喜乐圆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并不寻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体结果。这一点与西方*十分接近，诚如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精神时所说：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佛教中说得更为透彻。佛教把善看成一种经验实证，不像形而上的本体论那样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经》中有一则“箭喻经”，说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请教世间种种根本原理，佛陀说：你到这里来，是以为我会向你讲述这些原理吗?如果有一个人中了毒箭，痛苦难忍，我们难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寻找原因，调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制作材料吗?没等调查完，这人早就*!
佛经中的这段话，使我回想起经历过的一件事。做学生时到乡间劳动，一位同学看到河边一个老太太艰于行走，差点失脚落水，便去搀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责，因为这个老太太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这件事情后来还作为一个教训上了简报，说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需要补上阶级*这一课。当时同学们就纳闷：如果早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是地主，难道一群年轻人就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调查回来再去搀扶，那还来得及吗?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已很荒唐，但人们只觉得荒唐在阶级*，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种自以为严谨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数百人在街头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观的丑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与不拔箭而要调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阶级成分，一脉相承。
如果一味地为善寻找原因和理由，寻找到最后一定会冥想出一种能够下达行善命令、统计行善记录、执掌行善回报的神灵。为了使回报预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轮回。许多普通信徒就是这样来看佛教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总觉得神的眼睛处处在盯着自己，于是检点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档案页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历，以便使后辈和下世获益。这就成了他们行善的原因和理由。这种想法无疑在历来的善恶争逐中起到过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义却相去甚远。正宗的佛教并不热心编制神话故事，它在神学层面上一直没有发达起来，它在道义行为上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正是它在*领域里显得特别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世间行为;慈悲就慈悲，这是一种不求因果的人间情怀。
佛教不讲行善的具体原因，却讲整体原因。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谓“缘起”。“缘起”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指具体爱憎之缘，而是指茫茫万象之缘。宇宙万象，世间万象，都是一种“因缘和合”，因此或兴或衰、或生或灭，都有远远近近的原因。《杂阿含经》所说的“有因有缘集世间”，就说明了这种世间组合的有序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与整体世间有关了，做一件善事就为世间积贮一种力，做一件恶事也为世间积贮一种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业力”。种种业力组合成世间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个生命环境的改善和圆满。这也就成了人们行善的整体原因。既然行善是为了改善世间的生命环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救护生命，即所谓“护生”。至此，佛教显现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为小缘只为大缘，不为自我只为整体，善良得盖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苍苍，被佛学大师准确地名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种境界，实在让人感动。
这种感动，不仅对于佛教，我在研习其它*经典时也曾一再产生，这里仅以佛教为例罢了。由此我想，人类在善良的问题上其实是有过大构建、大作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精神倒退。我们可以疏离佛教，批评佛教，却无法漠视它雄伟精致的精神构建。
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弥久弥新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信奉哪种*，耳边也时时会有晨钟暮鼓在鸣响。
3、余秋雨散文《书房》
余秋雨以擅写历史文化散文著称，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出版后广受欢迎。以下是小编收集的余秋雨散文《书房》相关内容，欢迎查看！
也会在书房里想起善良的问题。
抬头仰望书架最高处，那些创建人类文明的东西方圣哲都留下了有关善的箴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漠克里特把善良看成人类原始伦理学的起点，而中国的孔子、孟子则把“仁”、“与人为善”作为全部学说的核心。几千年过去了，罗素通览了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后仍然以这样一句话做概括：“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没有人反对这些论述，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响亮，甚至在文化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眼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流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感应篇》、《劝积阴德文》等，主流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自身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种把所谓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身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几部经典性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精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感到有点为难，不知该不该让孩子们沉浸其间。都知道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高明之处，但从头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荡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马蹄下的几茎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精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流于虎头蛇尾，一开头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出机谋和残忍的全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爱，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深刻了那么久也没有深刻出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道主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出结论。但是，这个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进步都有根本性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爱众而亲仁”为起点的儒家学说，为什么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爱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强调“爱有差等”，把爱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强制性伦理体系中，情感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爱而已。及至近代学人为了摈弃这种礼教而引进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爱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吟咏的几句诗：
*盈野复盈城，
谁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举国皆沉醉，
何处千秋翰墨林?
这位盲诗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早早地双目失明，身体瘦弱，对他所熟悉的历史只能徒叹奈何，连叹息的声音也是那么喑哑而轻微。历史要求双目炯炯，要求粗壮雄健，要求嘹亮高亢，对陈寅恪先生的声音简直不屑一听。既然如此，历史学家只能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愿睁开，直到他默默地离开世界。
历史的这种要求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在他们近旁，民间书肆上的景象更让人寻味。《厚黑学》旧版新版一编再编，《驭人术》、《制胜术》、《糊涂学》、《诡辩学》、《计谋学》铺天盖地，而且全都打上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的标记。偶尔看到几个书名似乎与善良有关，买回去一读却是在娓娓论述如何通过宽容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有时也讲爱心，但散发爱心的理由也在于回报。据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有原因和目的，爱是策略和手段，爱是一座桥，爱是一艘船，河的彼岸仍然是自己的私家庄园。
到底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得不讲目的，不问理由，不求回报，不看脸色，不耍手段，不论亲疏，不划界限，不计安危，不管形态?我们的书房不应对此轻率地关门。
4、余秋雨《何谓文化》读后感
“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这是近读余秋雨先生《何谓文化》一书中对荣格名言的引用。从这句话的角度，我做两种理解，一是社会文化的熏陶和传承塑造了一个类型的人格群体;二是个性的人格形成是和他成长过程中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
由此可以推论，文化其实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体和个体人生的成长与人生观的形成的。在文化相对缺失，但渴求程度却空前高涨的现代社会，如何使文化指导人生，进而由正确的个体世界观、人生观汇集为正能量的群体社会人格就成了一个硕大的社会学命题。
我学识尚浅，不敢轻动如此大的课题，只妄图从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中尝试解读一个自认为正确的文化与人生态度。
首先是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言，这个概念很广，又可以夹杂若多定语，比如社会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且众说纷纭。从实例而言，去年曾做过一个民营企业文化的调研，也总结了很多实证。应该说两者综合会有个清晰的脉络和概念了吧，恰恰不是!如此多的东西塞在脑海里，犹如掉进了五彩缤纷的万花筒，瞧这个也好，那个也妙，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到底那个才是文化!?其实概念也是一个积累和顿悟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醍醐灌顶般的一记重锤下来，才会豁然开朗。开朗后(自认为)才明白，没有明确文化概念的原因恰恰在于没有坚持自己对文化的思索思路，往往被一个个花哨的说法和好听的口号带到了歧途。想想看，这些企业的文化，有那些是完全相同的?又有那个不是坚守坚持才成型的呢?这些文化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共同词汇:特点和积累。综合其它方面的理解，我大胆给文化一个自己的定义：文化是长期积累汇集，具有符合自身独特特点的，能引导群体精神和行为方式趋同的总结。
解决了文化概念的问题，就要分析文化对人生影响的问题了。这个方面，不用假装学术，只直接说理解就好了。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人生?我想先要问自己的是需要一个怎样的人生。是活出自己还是随波逐流，是真实简单还是伪装繁复，是直截了当还是隐忍融合，等等。因为不同的追逐目标决定了不同文化方式、行为方式的存在，不同文化和行为的影响又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结果。
再请注意到文化的定义，并没有正面、正确、正能量一类的词汇。这是因为，是有负面文化的，但负面的也是文化，也是很多人孜孜不倦追求执行的，能引导群体行为趋同的东西。这种文化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扭曲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群体的正确视角。
比如余秋雨先生对文化表述里面所说的民粹文化，虚假但又惑众，让人误读民主，追捧错误。当功利、扭曲、目的性强的思维模式遭到认同趋同，*压倒正气的时候，文化就成了负面的文化，参与到其中的人也形成了负面人格。最危险的是，这些人有的绝然不知，有的假装糊涂，把不正常现象当成正常现象，把歪门邪路当成阳关大道，把负面人格当成正面人格，还跳梁小丑般表来演去，钻到小众的圈子里以慰快感，博得圈里人的表面喝彩和暂时支持。殊不知这种民粹文化的最终结局还得归落为**的热闹散去，悲凉的人生到来。推而广之，我理解民粹文化的概念可以演绎为一切看似正确实际却错误的逻辑，比如好人文化，其实是会混淆试听，不分黑白的;又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文化，其实是会剥夺一些不哭闹守规矩孩子的机会，而且间接鼓励所有的孩子都哭的。还有类似余先生提到的文化弊病，如疏于公共空间的文化，疏于实证意识的文化等等。一个人的人生若是始终被这些若有心，若无心的负面文化包裹，始终被它们所指引，可谓悲哉!
那么，我们应该追逐的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和人生?从个体而言，就是善良和爱。这也是余先生所阐述的大文化的终极目标，我非常赞同。只有有了善良和爱心，才能从急功近利、物欲横流中解脱出来，个体解脱出来，群体才能解脱出来，反过来影响其它个体，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同样，国家要富强，也要有文化的凝聚力，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就是*国货、热爱公共空间、互相关爱赞美、摒弃对谣言的爱好等，这也是爱国心的映射与爱国文化的趋同。从行为方式上，我们完全可以不走邪路文化和守旧文化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真实人生。我相信简单和真挚的追求，是不用委屈自己屈就那些负面文化的，当明确自己的正确理想和追求之后，我们就可以从容的对待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清晰的处理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擎着真正的文化大旗，打开全新的处世模式，活出真我的快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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